华为事件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确实是应该弄明白的。不然的话,应对的措施很可能牛头不对马嘴,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要理清楚华为为什么遭到美国的打击,就要弄清楚华为是怎么成为通信领域的算法老大的。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国都想当电子通讯规则制定的老大。可是一二十年来,几个盟国都只有围着美国转的份儿。1G打电话,2G聊QQ,3G刷微博,4G看视频,一个比一个更诱人。5G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让社会生活的便利性和丰富性飞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层面,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5G算法技术的角逐,空前激烈。
就在西方列强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向来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冒出来一个华为,从2G3G一路杀来,先后超过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网络、摩托罗拉,并把三星、NEC、LG远远的甩在了身后,居然后来居上,成为西方国家打赢5G争夺战最大的阻碍。
美国怎么能让华为成为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马可尼公司在全球无线电技术市场中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美国将它强行驱赶出美国市场。它对待盟友尚且如此,何况华为!据披露,美国对华为采取了“五眼联盟”的对策。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盟国都在美国的要求下,开始将华为排除在5G供应商之外。
华为的成功,让西方人吃惊,也让许多中国人意外。
现代的电子通信技术,靠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全都需要数学家。中国长期就是一个数学弱国。西方自从16世纪牛顿莱布尼兹创造了微积分以来,就进入了高等数学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算盘算术,直到1950年代中期学校课本才将“算术”二字改为“数学”。数学教育落后,数学人才队伍弱小。现在1G2G3G4G的竞争,就是算法技术的竞争,根本上是数学人才的竞争。中国的数学人才队伍哪里能和西方的数学强国比肩。
没有想到,这个难题难倒了所有的中国人,却没有难倒任正非。任正非过去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学习了毛主席号召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创造出了独领风骚的办法。
任正非懂得数学的博弈论。田忌赛马告诉我们,上场竞赛的选手可以不按照常规出牌。正因为如此,他从一开始就定义华为是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企业就要在全球组织人才队伍。中国数学人才欠缺,任正非就组织全球的特别是数学强国的数学家。1999年,当大家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华为的“俄罗斯数学研究所”就在俄罗斯挂牌成立,由几十名俄罗斯顶尖的数学家组成。俄罗斯是18世纪的数学第一强国,出了数以百计的世界著名数学家。华为的俄罗斯数学家团队突破了移动网络的几个特殊瓶颈,在2G和3G算法层面取得了突破性突破,大大增强了华为产品的竞争力。
尝到甜头以后,任正非又在巴黎设立法国数学研究中心,大批的研究人员全部为博士及以上学历。从2001年开始,华为加快了国际化研发布局的推进速度。美国是CDMA、数据通信和云计算的发源地,华为便在硅谷和达拉斯设立了两个研究所。欧洲是3G的发源地,爱立信是3G技术的领导者,华为便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设立了3G技术研究所。俄罗斯在无线射频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华为便在莫斯科建立了以射频技术开发为重点的研究所。华为在全球建立了16个研究所。通讯技术各个分支要素的研究都全部到位,形成了一个立体覆盖网络,没有漏网之鱼。
任正非向来是一个低调和不肆张扬的人,他虽然聘用了那么多的各国数学家和各种各样的专家,业内人士多不知情。就是知道者,也很难理解华为投资数学研究的举动:为什么建立了一个俄罗斯数学研究中心,还要建立法国数学研究中心?任正非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网络各种各样的人才,华为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任正非是一个使用全球化思维做全球博弈的人:在全球的范围内争取市场,在全球的范围内组织人才队伍。他深深地懂得,数学算法上的创新,才是通讯技术竞争的制高点。我要压倒竞争对手,占领市场制高点,首先要有超一流的数学家团队。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在哪里?俄罗斯、德国、法国、美国、英国。
你看,当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开拓信息通信技术市场的时候,任正非已经用博弈论做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他出的第一步棋,是组建最强的数学家研发团队。他像斯大林“转着地球仪部署战争”一样,居高临下做占领国际市场的战略决策——最大的市场靠最好的技术产品,最好的技术产品靠的是最强的人才队伍。
我在《思维方法库》(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任正非是如何运用博弈论方法搏击世界大市场的。标题就是“一个现代化思维方法库的成功典范”。文中说:“你一定要明白,这是任正非17年以前(指1999年)决定的事情。他要用数学强国的数学家团队(注意,不是中国的数学家团队),来代表华为参加全世界的算法创新比赛。那个时候有谁会这样想?可对于任正非来说,17年前做的这个决定,其实在40年前(指1969年)大学期间他抱着《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两遍的时候,就在为这场对弈方略做准备。万丈高楼从地起。这个地,就是‘思维方法库’之‘地’。华为那耸入云霄的高楼,地基是他从习题集里垒起的思维方法库。”(《思维方法库》第530页)
可以说,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战略决策是一个企业能走多远能做多大的第一位的重要决策。华为能有今天,任正非居功至偉。
华为2017年财报显示,华为研发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4.9%。这一数据,仅次于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位居全球第三。而同一时期,通信行业A股上市公司中研发费用前十的公司合计总额人民币210.38亿元。
中国本来不是算法人才的高地,可是任正非把华为修筑成为世界算法人才的制高点。
有一篇情绪激烈的文字,标题是:“保卫华为,就是保卫中国的明天:同仇敌忾打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绞杀战”。
到底如何保卫中国的明天,同仇敌忾打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绞杀战呢?
如果把华为发展的来龙去脉梳理一遍,华为事件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也就十分清楚了。我以为,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下面几条.
一、中华民族的崛起,自然是要改变当今世界各种力量的强弱对比。
崛起就是博弈。因此,参与这一场崛起的各级指挥员,必须懂得博弈论,使用博弈论来部署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博弈。
任正非就是一个善于运用博弈方法做战略决策的战略家,我们应该把任正非,或者任正非那样能够做战略博弈的决策家,放在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比如发改委,国务院,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以及各个部委,等等。在这样的位置上思考中国同世界强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的博弈对策,中国就不是只有一个华为,而是有一批华为;这样一来,美国要打击也打击不过来。
这是因为,像任正非这样善于运用博弈方法做战略决策的领导人,现在在中国是稀缺的,不仅企业家中稀缺得几乎没有第二个,就是在决策岗位上的官员中也难以见到。因为中国的教育长期不教博弈论,而美国的教育从头到尾就在教博弈论。中国要有意识地培养用博弈方法做战略决策的人。中央党校不能只是讲忠诚于党,更要提高领导岗位的领导者做战略博弈的水平。忠诚度不等于聪明度。
过去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是先进就要挨打,第一就要挨打。你落后它根本就看不起你,理都不理你。让你在后面像蜗牛那样去慢慢爬行吧。
美国不允许有人比它强大,这不仅是当今的特朗普,而是所有的总统都要采取的做法;只是手段的高下不同而已。中国人应该明白,美国不允许中国比它强大,这是永远也不会动摇的既定方针。我们不要一看到它打击就心慌意乱,乱了方寸;而是心神气定,按既定方针从容应对。
二、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强国。
必须用大力气抓好基础学科的教育,培养出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现在很多人崇拜GDP第二,以为中国现在就真的崛起了。其实,那只是一个崛起的势头。不能把“崛起的势头”就当成“崛起”。GDP第二算什么。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就是GDP第一,而且是远远超过它们的第一;但是人家照样把中国打个落花流水,服服帖帖,打成一个殖民地。科学技术强国才是真正的强国。西方为什么出现了一批科技强国?那是500年的科学技术大革命造就的。中国现在GDP多一点,那是房地产泡沫等堆起来的,科技含金量极低。中国的高楼是世界第一,那又有什么用?14亿人的生活和工作就需要那么多楼。任正非本来是学建筑的,在中国的老板们向最赚钱的房地产大举进攻的时候,他不搞房地产,而是进军电子通信,那是高科技使命感的驱使。如果任正非去搞房地产,也会赚大钱,但是,中国就缺乏一个全球第一的让美国不得不打击的高科技公司。
中国人一定要明白,中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是在不断提高,也有一些快赶上西方了,但是,很多高科技领域都很落后。因为我们落后的也没有公开说,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中国现在值得美国用心打击的没有几个,其他的根本就瞧不起,任你中国人自以为了不起去洋洋得意罢了。
三、中国科学技术要崛起,教育要打先锋。
要下功夫在各个领域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向制高点发起冲击。
孟晚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峰会上,作过一个名为《从象牙塔到灯塔》的英文演讲,讲大学科研如何推动产业创新,讲华为为什么同许多大学合作搞研究。她在演讲中说:“近300年的工业文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研究是产业诞生和振兴的根本,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科学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而基础研究的根本在于教育。”
孟晚舟又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华为有幸身在其中。今天,科技发展呈现‘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更为紧密。比如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大学,而领先科技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也直接参与到了基础理论的演进之中,比如Google、Facebook、特斯拉、华为等。”
中国大学每年发博士文凭的数量是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美国。可是科研成果却远远无法同美国相比。中国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创新能力普遍比西方低。华为不得不大量聘请外籍博士。如果很多中国博士廉价送给华为,华为都不会要。我们不能不从战略眼光来思考中国如何提高教育的质量问题。
西方的人才为什么普遍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因为西方学校教育的重点都放在培养人的创新能力上。而创新能力的关键,是掌握和运用笛卡尔方法论。
笛卡尔方法论被西方的哲学家称为“建立科学的科学”,整个自然科学,那么多的门类,都是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创造出来的。于是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科学技术大革命。紧随其后的,是一整套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等等,应运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方法论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应该学习掌握的创造性方法论,因为它是经过几个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们反复运用,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
1730年代,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被法国统治流放英国。他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写了一封信向法国人推荐牛顿和笛卡尔。他在信中说:“笛卡尔把我们领上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而牛顿带我们走到了那旅途的终点。”
伏尔泰的这段话,对笛卡尔方法论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做出了科学的评估。
牛顿发明创造万有引力的时候,他具备的知识远远比现在的大学生少得多,可他就运用笛卡尔方法论,先创造了微积分,后论证了万有引力,完成了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创造。
过去,很多人讨论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都没有抓住要害。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笛卡尔方法论,无法建立起任何一门科学,更谈不上建立一门又一门的科学。
现在,很多人又讨论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同样也没有抓住要害。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不会使用笛卡尔方法论。笛卡尔方法论已经诞生500年了,懂得并掌握笛卡尔方法论的中国人少得可怜。每一项诺贝尔科学奖,都是科学家使用笛卡尔方法论才成功的。可是,中国的学校却不教笛卡尔方法论。
全世界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竞争,就是使用笛卡尔方法论的竞争。谁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谁就拔得头筹。不会使用笛卡尔方法论的,只有靠边站。中国靠边站了500年,现在还在靠边站。哪一天中国的教育转变过来,这个靠边站才可能靠边站。
今天,许多中国人又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中兴。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其实还是因为中国人懂得笛卡尔方法论的人少之又少,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真正要崛起,大中小学都要把笛卡尔方法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教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已经逾千年了,可从来没有培养出几个创造性人才。连最会写诗的诗人李白,皇帝都弃之不用。毫无疑问,诗歌在培养创新能力上,与笛卡尔方法论相比是望尘莫及。中国语文教学过分强调古典诗词,这是教育方法论的方向性错误。
要大面积培养和提高中国人的创新能力,除了认认真真学习笛卡尔方法论之外,别无它法。中国搞了多次的教育改革,改来改去都没有抓住这个要害。往往都是灌输大量新知识,搞大习题量,大难题量,大作业量,密集型考试,等等,总之一句话,他们把中国的学生搞得比西方的学生忙得多,忙得晕头转向。中国的学生都很努力,老师更努力,结果却都不得行,根源就在于没有抓住笛卡尔方法论。教育既不是要多做多少难题,也不是多学多少新知识,而是抓住笛卡尔方法论这个创新能力的核心。这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学生,都应该学好的第一门功课。
四、中国的上层建筑要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服务。
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建立思维强国。
从根子上找原因,就要从思维上找原因。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创新能力的落后,根源就在中国人思维的落后。
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作家们在写些什么,就可以看出两个国家思维的差距。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文学称为“人学”,一本本小说写的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故事。美国却与此相反,作家写“与人斗”的小说没人看。所以,美国写“人学”小说的,读者少得可怜,“人学”小说作家——这些在中国被称为主流作家的,在美国就成了靠边站的非主流了。
美国的科学小说、科幻小说很发达,因为美国的作家擅长科学方法论。当然,如果只有作家会写还不行,读者还要喜欢读才行。恰恰美国的读者就喜欢读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这就是思维方法所致。读者和作家思维方法共鸣,营造了美国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市场氛围。科学小说科幻小说作家成了美国的主流作家群,都是最富有的,因为发行量很大,版税收入很高。
中国的作家在干什么呢?你看看现在的影视剧市场,就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这些年来,他们制造了一部又一部的争权夺利的电视剧。那一大批“千古一帝”的电视剧,把历史上有一点名气的皇帝都写完了,现在又转过来写“妃子斗”,继续“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主题思想。导演、演员、投资者、观众,个个都沉浸在“与人斗”的快乐之中。宫廷斗争之外“与人斗”的影视剧,像《手机1》《手机2》之类的,反映普通老百姓的“与人斗”的,更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即使是编得漏洞百出,导演们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也推出来糊弄人学水平不高但又热衷于“与人斗”的观众。
美国的好莱坞,动不动就拍出全球票房第一的星球大战,或者地球上的美国人征服某一个遥远的星球。中国人的思维,只能在自己的周边打转转。看见周围的人就想与人家斗一斗,连智能手机客户端都想征服“附近的人”。美国国民的科学方法论,决定了美国人的思维空间广阔,思维魄力宏大。中国国民擅长人学方法论,只能长期窝里斗。
这就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思维差距。
中国现在的头条新媒体之类天天就在那里渲染明星的绯闻,对科技创新和科学家的劳动不屑一顾,实际上是和美国一起在打击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崛起。2018年5月28日,中国两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600多名中科院院士、700多名工程院院士聚聚一堂,群星荟萃。这些对中华民族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应该是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追捧、崇拜的偶像。但是,这么多的新媒体,包括不少的传统媒体,却少有问津,这些媒体这样做,是在推动中华民族崛起呢,还是引导醉生梦死?
当今新媒体中流行一个口号:娱乐至死。在新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正心系民生、心系公平和正义、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精英们,他们的粉丝少得可怜,而那些对国家进步、对人民大众疾苦丝毫不关心的娱乐明星们,粉丝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明星们一句不经意的话,转发数量立马就能达到几十万,跟帖评论动辄几千甚至几万。
文艺界传媒界新闻界娱乐界等等,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应该明白,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强国。这个问题值得文艺界传媒界新闻界娱乐界好好深思,到底你们怎么助推中国崛起的时代潮流,是努力向前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呢,还是极力泛起各种各样的污泥浊水搅浑崛起的潮流,让科技创新在娱乐至死中靠边站呢?
所以,社会各界不只是在高科技公司受到美国打击的时候,才站出来支持高科技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中,从传媒舆论、社会风尚、价值追求、财富分配、人才流动等等,在贯彻科技强国路线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高科技的发展。如果中国人从小就想当科学家工程师,不是从小就想当明星,追逐科技明星远远超过追逐娱乐明星,社会形成这样的风气,中国离崛起就不远了。
五、不要在那里盲目骄傲
我们的媒体宣传中华民族崛起,宣传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聪明人都知道那是在为大家鼓劲,并不是中国真的就已经崛起。但是,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聪明人,他们盲目地在那里骄傲自满,沾沾自喜,以为真的就已经崛起了。其实还差得远。如果把人均GDP一算,中国的排名就80位左右,差得岂止是点把点。
“厉害了,我的国”在全世界的很多排名表上,都名落孙山。全世界这样的排队好几十几百个,中国能够靠前的没有几个。比如人均寿命,也在80位左右。
建议今后在宣传什么第一第二的时候,同时说明中国人均的排名,两个排名一起说,这才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然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独眼龙。
华为现在是已经的世界第一,你听一听世界第一的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就知道“世界第二”该怎么讲话。
11月6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做汇报发言,标题是《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不打官腔,不夸成绩,自始至终就讲他们的奋斗目标。
任正非说
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千百万家企业公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公司如何去努力前进,面对困难重重,机会危险也重重,不进则退。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我们鼓励我们几十个能力中心的科学家、数万专家与工程师加强交流,思想碰撞,一杯咖啡吸收别人的火花与能量,把战略技术研讨会变成一个“罗马广场”,一个开放的科技讨论平台,让思想的火花燃成熊熊大火。
华为已经是世界第一,可是任正非向科学大会汇报的,不是如何取得第一的成就和经验,而是他心中更高的目标。第一已经变成了过去。领导和指挥华为取得世界第一的任正非,居然说“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这就是任正非为什么能够取得第一的原因,这就是任正非的思想境界和思维智慧。那些喜欢骄傲自满的人,他们既不能第一也不可能第二。两者的思维空间,呈现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
本文转载自财富在线平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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