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天师的书,就像是看姜文的电影,看姜文的电影,又总能想起崔健的歌。
村民尚需一块钱才能偷窥,而网络时代的子民自由免费万岁,我们每天饱览新鲜热辣的性与暴力:强奸以及道德强奸,杀人以及道德杀人。当年沈从文写血腥暴力,平淡节制,丝毫没有猎奇或矫情的渲染,而在网络时代,一切都似乎堂而皇之地发生在每个人的卧室或办公室:不管是「卡扎菲暴菊」,还是「凤凰女跳楼」。
余秋雨、周立波、韩寒,乃上海三大文化偶像,从海派文化大师到市民文化代言人,再到公民社会青年模范,如果这能代表上海的精神文化轨迹那当然最好,只不过韩寒是金山的「郊区乡下人」,只能算边缘另类。余秋雨与周立波双剑合壁,才代表了「海派小市民」的精神活者说精神病。
吴吞是被网络时代遗忘在大地上的吟游诗人,每一次他进城演出,都仿佛翻山越岭二来,身上满是尘土和野草。
掌权的还是同一批混蛋,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批人在管。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把孩子们骗得团团转。
陈凯歌这样写红卫兵抄家烧书时的母亲:「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正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上爬到檐顶呢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对韩寒的印象也是如此:一种快乐的能力。哪怕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也远不像上一代那么苦大仇深。想到那些成天纠结于移民不移民的朋友,那些成天以精英的身子骨与庸众在泥泞中扭打成一团的朋友,忽然想送给他们,也送给我自己一句话:生活大于政治。
不要幻想自己成为英雄,更不要盼着别人为你去死,代表无力而卑微的你去成为英雄。你可以承受生活的伤害,但不要沦为受迫害妄想狂,你可以战斗,但不能只懂得扭打,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加油,而是自由万岁。愤怒的方向应该是爱,而自由的境界,是笑,是坏笑。
我们要抗议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还有语言的腐败和美的流失。我们不能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审美惰性以及源远流长的载道文化传统也容易使人们在褒扬音乐社会功能的同时忽视了美学价值。进来势头汹涌的民谣热就有这个问题,媒体言必称民谣,并不惜在吹捧民谣的同时可笑地贬低摇滚乐以及实验音乐,甚至片面地唯「抗议歌曲」或「社会问题」歌曲独尊而无视民谣的多样性。
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
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流浪汉,流浪汉,
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看红楼梦长大,
生一颗水浒的心,
在三国纷飞的年代,
独自去西游。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伍德斯托克时刻。但见黄沙滚滚,风吹不见草地,更不见牛羊,没有火把,甚至没有打火机,我看见这一代的精英和庸众一齐举着十块钱一串的羊肉串,在风沙中大嚼,一齐举着手机特别是iPhone,在风沙中拍照发微博,冲狗日的时代发骚发嗲。而一小小撮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乌托邦病人,正纷纷涌向一根粗大的针筒,却不知道自己该输血还是该献血。
真相是我脑子里所想的最后一件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也不希望它留在我的家里。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相,当他找到时,真想摧毁了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真相不过如此。我打算模棱两可地说话,你从中听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立场。如果我居然无意中发现了任何真相,我打算坐在上面,直到它趴下。让我开始说教的时候,我便成为自己的敌人。
在黄集伟的电台节目「孤岛访谈」中,当被问及如果被困在孤岛上,身上可以带一样东西你会选择什么时,王小波的回答是:披头士的磁带,一本高等数学习题。披头士的歌、数学习题和软件编程带给他的纯粹的快乐,就像捕鱼、斗鸡、种芒果、打雏鸽,但那只是业余爱好。
我曾将王小波称作「理想的知识分子」,但现在我更愿意把他看做「理想的人」。他和那个自以为权威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不搭界的。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过度泛滥,似乎有必要放低身段了: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
而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容易把国家当成信仰,仿佛我们只能通过与国家的虐恋关系来获得荣耀干,乃至卑微的存在感。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群体)始终把自己绑在「批判国民性」的战车上,为一个无敌黑洞殉葬,甚至有时自己也成为黑暗的同谋、成为自己批判过的那个人,却不自知。不是说冯内古特就真的摆脱了国家摆脱了纠缠不休的美国情结,但「没有国家的人」这个书名点到了穴位,触到了痛处。
没有国家的人在酱缸边缘狂踩风火轮一路飞驰,偶尔抬头遥望天边,一边想着振翼怒飞逍遥游,一边担心自己会随时像一只尾巴着火的老鼠,扑腾一下掉了下去。当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互相调侃,这种精神的基础本应该是乐观和友善,而当今的调侃似乎越来越缺少最基本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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