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乐队》是大鹏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延续了小人物逐梦的故事,讲述了一群有趣的摇滚爱好者帮小镇集安重拾音乐梦想的故事。
坦白讲,比《煎饼侠》好了太多,你能看出大鹏的进步很大。故事还是老套的小人物追逐摇滚梦想的设定,但是这部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铺垫上的完成度竟出乎我预料的还不错,大鹏利用到了自己身上“东北”式喜剧的优点,他的“俗”可耐,且可乐,也能打动你,像写了一封对摇滚虽略显笨拙但却很真挚的情书。
来自知乎大鹏的回答:
如何评价电影《缝纫机乐队》?
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个问题,我可能是全世界最有资格以及最没资格回答的人了吧。
说最有资格,是因为,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缝纫机乐队》从脑海中闪现的一个念头,到呈现在各位眼前的世界,每一个环节,我都最熟悉;说最没资格,是因为,评价电影是很主观的事情,作为创作者,比起传递,我更在乎的是到达。观影是一种互动体验,导演一部电影,属于传递,而评价,则是到达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喜欢看大家的回答,任何角度的讨论,即使我认为有偏差,也都只是“我认为”的,这很有趣,也是“评价”的意义。
我看到有人说,《煎饼侠》是华语片领域最具争议的成功,《缝纫机乐队》则是华语片领域最具争议的失败。我一共就导演过两部电影,若真的如此评价,也是很幸运的。然而《缝纫机乐队》在我自己的体系里并没有失败,虽然它的票房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档遭到多部电影的碾压,但这背后有一些叠加因素,是另外一个话题。
2015年10月,我因为工作关系去到美国,在一个混音棚,我看到了一部音乐电影的开场表演,来自大银幕上的视觉与听觉的刺激,让我萌生了拍摄一部中国音乐电影的想法。
在我看来,《缝纫机乐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填补了国产同类型电影的空白。在认知范围内,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如此大规模展现摇滚音乐现场的国产电影。当然,我也看到过一些剧情里有乐队表演的电影,假弹假唱者众多,吉他手的左手没换过和弦,右手机械的上下拨弄着。《缝纫机乐队》里所有的乐器演奏,没有任何一个小节,是声音与画面不同步的。
为此演员们进行了长期的乐器培训,其中时间最久的,是年纪最小的希希,她是在2015年电影还没有剧本的时候就定下来的演员,那时候她6岁,电影开机的时候8岁。乔杉和李鸿其,之前都组过乐队,娜扎和韩童生老师,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在电影开机之前,我曾和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聊过一次,因为要拍摄结尾千人合奏的大场面,我希望得到迷笛的支援。张帆校长说,看过一些电影,音乐现场不真实,除了表演者,更多的是台下的气氛做得不好,这让我很有压力。《缝纫机乐队》最多的时候,有5000名群众演员配合我们表演,最后呈现在电影里的演出气氛,也是我们作为主创的一种很特别的成就感。
这部电影的剧本,依然是由《屌丝男士》和《煎饼侠》的编剧苏彪执笔,我们一开始构建这个故事的时候,缝纫机是一个具体的道具。最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成功的摇滚歌手,写了一首诋毁自己家乡的歌曲,结果成为那座城市的仇人,但是对于他很有意义的一台缝纫机落在了老家,他只好派自己的一个手下回到那座城市去把缝纫机偷出来。在漫长的修改过程中,《缝纫机乐队》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除了“缝纫机”这三个字,和最初的故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插播一个小话题,估计会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分明更吸引人啊,这就和许多人说“彩蛋那么精彩为什么不放进正片里”是类似的。我觉得,正餐有正餐的衡量标准,甜点有甜点的衡量标准。期待值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继续说回这部电影,很想分享一个体验,就是作为创作者,我每天都在微博私信和微信里收到大量的观后感,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以前的作品,大家看完了以后,要么就说“太好看了!”,要么就说“太烂了!”,至于怎么好看和怎么烂的,具体去描述感受的比较少。这部电影让大家有想要表达的冲动,我收到很多大段大段的文字,无论那些观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家愿意花笔墨在这件事情上,说明引发了思考。
韩寒前几天还为《缝纫机乐队》写了一段,我很感激他。他提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认为结尾的《不再犹豫》是有些遗憾的,他觉得一部乐队电影,高潮必须得是这支乐队的原创歌曲。我剧组的许多核心成员,和韩寒都是同样的看法,我们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次讨论,甚至上升到争论。这也导致在某一个剪辑版本里,是不存在《不再犹豫》这首歌的,乐队唱完了《塑料袋》以后,电影就结束了。但是我最终还是把《不再犹豫》放在了电影里,我觉得程宫和胡亮其实是一个人,《塑料袋》让胡亮在故事里完整了,程宫也一定要上台,而且一定要唱影响了他的那首歌。
创作者在计算和任性上的平衡,决定了作品最终呈现时的工整程度和风格特点。无论大家认为我是计算还是任性,愿意来讨论这些,本身就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在大家各种角度的讨论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被忽视了,那就是《缝纫机乐队》假定性的营造成功。我们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日本,把摇滚的影响做到现在这样,从政府到百姓,从二十年前到现在,从北京到集安,非常难,也不现实。但是大家走进这个故事之后,愿意相信“摇滚之城”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一种成功。当然,也没有什么人在这上面挑毛病,就是说明问题的。
《缝纫机乐队》是我作为导演拍摄的第二部电影,距离拍摄《煎饼侠》,已经有三年时间。大家对于这部戏的所有讨论和批评,都是我继续进步的空间,正如《煎饼侠》时期一样。同时这一次也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不仅自己受用,也为同行们打了样。略有不甘心的是,等到下一次弥补这些遗憾,向观众们证明自己,要再等个两三年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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